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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响应“五一口号”的各党派领导与农工党人的革命交往(樊 振)

     

    /樊 振

       

    1948430,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第五项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512位民主人士联合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署名是: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无党无派)。

    12人的联名通电,不是以个人名义发出的,而是代表一个党派。其中何香凝曾参与筹组农工党早期组织,章伯钧是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彭泽民是农工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李章达曾加入过农工党,谭平山是农工党早期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其余7人也与农工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48年,被国民党政府通缉的137名爱国民主人士中的五名在香港合影。

    前排右起:彭泽民、邓初民;后排右起:易礼容、陈其瑗、宋云彬。

    1934年夏,通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简称“临委会”)干事季方的介绍,中共地下党员王绍鏊到广州找到吴仲禧(农工党),希望帮忙引见陈济棠。“这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事件,江西工农红军在长征前,与广东军政头领陈济棠有一份互不侵犯的‘君子协定’”,穿针引线的正是吴仲禧。在这次行动中,吴仲禧与王绍鏊相识并相互增加信任。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通过王绍鏊等人介绍,42岁的吴仲禧在嘉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89月,时任国防部中将部员的吴仲禧离开徐州前往上海王绍鏊寓所,用毛笔写下《徐州剿总情况》交给王绍鏊。王绍鏊传给刘人寿(中共华东联络局,与农工党华东局委员、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虞键关系密切)。情报原文译好后,再由李白发至中共中央中情部李克农的手中。这是解放军收到的有关淮海战役敌方部署最早、最完整的情报,对中央决策起到重要作用。据北伐时吴仲禧的老战友肖克上将后来回忆:吴仲禧“作为党在敌方工作的一颗冷棋子,在斗争的关键时刻,果然发挥了人们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

    11月,经李济深、李维汉派遣,农工党湖南省特派员武思光回到湘西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沅陵,进行组军、策反活动。首先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变卖家产,筹集资金,购买枪支,以农工党党员为骨干,组织了“湘西人民革命军”,亲任总指挥;紧接着去武汉,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47军接上头并接受其领导,被授予“溆沅辰人民解放总队”的番号,武思光任司令员。至19495月,总队发展到3000人左右,牵制蒋军兵力10万人以上,他们与南下的解放军47147师一道打击反动势力,为解放湘西立下了不朽功勋。

    “福建事变”前的1932年秋,蔡廷锴指派周士第(农工党)“协助张炎解决亲蒋的十九路军四十九师张贞部,将该师缴械并编”。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后,被调到福建之前,农工党就策动十九路军联合共产党进行抗日反蒋。“临委会”干事李世璋对蔡廷锴说:“十九路军抗日,名誉满天下,现在你只有联共反蒋抗日,就可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就有办法。”积极推动蔡廷锴与红军合作的周士第,受蔡廷锴之托“把(红军代表)张云逸、潘汉年(健行)接到福州会谈”。十九路军与红军取得合作,周士第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3830,李济深派麦朝枢(农工党)到上海联络“临委会”中央,商谈发动福建事变的有关事宜,黄琪翔提出“联共”建议。9月底,“临委会”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在香港的李济深家开会,讨论组织反蒋抗日的人民革命政府事宜,就人民革命政府的政纲取得初步一致的意见。秋,李济深派人约农工党的彭泽湘、章伯钧到香港谈话,彭等提出十九路军应该立即采取联共反蒋抗日的行动,要李济深说服十九路军将领。1118,黄琪翔、章伯钧等在福州东郊鼓山出席李济深、陈铭枢主持的紧急会议,李章达和蒋光鼐、蔡廷锴,以及十九路军全体高级将领参加,决定发动事变、成立人民革命政府。

    1120晚,黄琪翔主持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推定李济深、蔡廷锴、李章达等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定都福州。22日,李济深、李章达、蔡廷锴等人在《人民日报》发表声明:通电宣告脱离国民党。24日,李济深、李章达等27人发起成立了生产人民党。由于未得到各方支持,次年一月人民革命政府夭折。

    郭沫若是邓演达的老部下,共事的历史是大家所熟知的,不再赘述。1935年,在日本的郭沫若曾得到农工党人李伯球的保护。那时,经章伯钧等人介绍,李伯球和当时在日本的郭沫若认识。郭和章是北伐的同事,又是南昌“八·一”起义的战友。郭当时住在千叶,每次来东京必与章长谈,李伯球亦加入其座。一次,应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马伯援之邀,郭沫若由李伯球陪同去青年会作报告,遭混在台下的特务袭击,他们叫喊“打倒共产党郭沫若”,李伯球当机护卫郭沫若从后面离场,安全回到千叶。

    1945年春节,在梅县李伯球家中召开了民盟东南干部会第一次会议,成立了“中国民主同盟东南总支部”,推选李济深为主任,李章达为代主任。李伯球当选为委员兼组委会主任委员,会议决定派李伯球赴梧州同李济深联系。8月初,周恩来电报:中央决定在南方成立华南民主联军,由李济深当司令反攻广州。共产党员陈残云“和李伯球一起先到梧州找任公(李济深),把中共中央的指示告诉他,做好准备。”李伯球和陈残云由陆路经云浮、罗定,转到梧州大坡山。经过几天徒步奔波才到李济深家,将东西都交给李济深,传达中央指示,接通了与中共中央的联系。1947年,李伯球任农工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后抵重庆与周恩来商定开展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及具体办法。

    19489月,农工民主党在香港九龙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讨论了新政协运动等问题,对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和召开,提出三项重要政治主张,其中一项便是主张“制定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这一主张得到中共采纳,新中国成立时,制定了《共同纲领》。会议通过了《迎接新中国的斗争任务》的决议。马叙伦在农工党党刊《中华论坛丛刊》第二辑上发表了《革命战友的共鸣和鼓励——读“迎接新中国的斗争任务”后》的感想:“这是中国农工民主党最近一个重要的决议……。我最近的过去,时时期望一个中共以外最进步的政党——中国农工民主党能够在人民民主革命阵营,做一个共同领导者,这决议给了我一个安慰的答复。”

    与李伯球“彼此相处之深”的李章达在该辑发表《世界和平与中国革命》文章,同样认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九月上旬中央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决议。这里面对于世界政治情势。指出美帝扩张和战争政策必归失败,世界和平民主必然成功”国内“由于被压迫广大人民的觉醒,必然加速反动统治崩溃。”

    1215,彭泽民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从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会议。途中他想到祖国的未来,感怀自己的今昔,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欣然赋诗七绝一首:

    廿年空有还乡梦,今日公车入国门。

    几经羁縻终解脱,布衣今日也称尊。

    19493月,彭泽民在朱德到达北平后拜会朱德时与朱德合影。

    (作者:农工党连云港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东海县委党史工办专职研究人员,《沈阳农工》杂志特约作者)


    发布时间:201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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