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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农工党领导人积极提议、策动“福建事变”(樊 振)

    /樊 振

    19331120日,被派往福建剿共的十九路军在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的领导下,联合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州发动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22日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据南京21日中央社电:“此次事变为第三党所怂恿”。外界所称的“第三党”,正是19308月由邓演达在上海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

                  《良友》照片:第三党领袖黄琪翔

    在十九路军发展农工党力量

    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简称“十九路军”),前身是邓铿为师长的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在北伐战争中有过战功,平时注重训练,能走善战,有“铁脚夜眼神仙肚”之称,部队精锐。邓演达曾为这支部队立下汗马功劳,师长李济琛曾说:“没有仲元师长的伟大和毅力,就不可能有革命的粤军第一师,并为其他部队的模范;没有择生[邓演达]同志的忠贞和热诚,就不能有团结巩固的粤军第一师,并坚定地为革命事业效命。”在参加“福建事变”之前凭藉官兵的爱国热情,在军中散发邓演达的著作《邓择生集》,宣传农工党的主张。

    邓演达与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曾经是同学或同事,黄琪翔也曾经是他们的上级,利用这些关系进行上层活动。农工党在十九路军中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开展活动,许多官兵受农工党影响加入农工党组织。正如陈铭枢所说:“在当时,十九路军确有一些第三党党员,有的是比较重要的骨干。”如:十九路军总部秘书长徐名鸿、旅长云应霖都是农工党党员。十九路军上下,一向视邓为同路人,故对农工党党员从不排斥,没有一点隔阂。当时的《世界日报》报道说:“十九路军之中坚将校,殆全部与第三党发生关系矣。”故十九路军黄琪翔陈铭枢等,乃能共冶于一炉。

        《良友》照片:漳州十九路军总部之前门。

    策动十九路军联共反蒋抗日

    1931年邓演达的牺牲,给农工党造成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为实现邓演达遗志,黄琪翔临危受命,担负起领导责任,与章伯钧等领导不断输送农工党干部到十九路军工作。并先后参加1932年的淞沪抗战和1933年上半年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农工党党员积极参加淞沪抗战,何志坚组织十九路军一个团在闸北进行了英勇战斗;余立奎参加了太仓地区的浴血奋战;李世璋、朱蕴山在物质供应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淞沪抗战后,蒋介石把“违令”抗日的十九路军调到福建打红军,企图假红军之手消灭十九路军,同时利用十九路军来削弱红军及福建境内的杂牌军和地方势力。

    193232日,农工党发表《对上海事件紧急宣言》,痛斥蒋介石出卖上海的罪行。提出“立即对日宣战”,“发动全国人民,武装收回已失领土”。随着十九路军的奉调入闽,黄琪翔为了使农工党的工作有所发展,向蔡廷锴提出让部分成员随军到福建开展工作。在此之前,福建就已经有农工党比较多的活动。

    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后,被调到福建之前,农工党就策动十九路军联合共产党进行抗日反蒋。农工党中央干部会干事李世璋对蔡廷锴说:“十九路军抗日,名誉满天下,现在你只有联共反蒋抗日,就可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就有办法。”193367月间,陈铭枢从国外回到香港,联合各派、公开反蒋的活动加紧进行。这年秋天,彭泽湘、章伯钧应李济琛之约到香港商谈,彭、章都提出十九路军应该立即采取联共反蒋抗日的行动。

    1933831日晚,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何公敢、刘伯垂等在上海黄琪翔家聚会。他们讨论了国内时局变化和十九路军在福建“剿共”的形势,认为十九路军连吃败仗,“红军指日可下福州”,主张“在上海找中共负责人谈判,说明十九路军是抗日反蒋的,应该是革命的同路军队,红军不应把它消灭。”提出“先停止进攻,再商量具体条件。”“在座各人和十九路军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无论在公在私,必须设法挽救十九路军。”农工党成员朱蕴山、刘伯垂、彭泽湘等通过杨度、胡鄂公与中共上海党组织进行联系。彭泽湘和胡鄂公会谈过一次,当谈到停止军事行动,合作反蒋的事情时,胡鄂公说:“你们先动,一旦举起反蒋旗帜,红军自然不会打”。彭泽湘认为这个答复没有解决双方的具体问题,要求会见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但遭到拒绝,没有取得结果。彭泽湘于是建议派代表直接去江西苏区见毛泽东同志。要求联合共产党和红军,并且建议十九路军和其他派别也采取这一行动。

    排除十九路军入闽的障碍

        《良友》照片:漳州中山公园之中山纪念台。

    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防蒋介石暗算,请黄琪翔协助了解漳、厦一带的军事形势。黄琪翔电令在福建的陈祖康急速赴沪汇报漳、厦军情。陈祖康感到事关军事要情,不敢独担重托,赶到上海面请黄琪翔另派军事专员下去视察,黄琪翔决定派周士第(化名周力行)入闽。因邓次侯与驻漳中央军第49师副师长邬汉平是同乡且交谊很深,对开展工作较为有利,于是陈祖康又向周士第建议,再请黄琪翔派邓次侯同行。陈祖康、周士第和邓次侯即一同赶赴厦、漳。3人抵厦后,先到鼓浪屿邬汉平住所,谎称来厦、漳旅游,邬便用49师师部的小汽车,带领邓、周、陈3人去游览厦、漳的“名胜古迹”。先在厦门参观了厦门海军陆战队驻地和海军炮台,两三天时间看遍了厦门各个军事要塞。之后,便又随着邬再到漳州参观“名胜古迹”,看清了刚刚被红军击溃的张贞49师所属部队的营地和武器装备。

    邓次侯3人通过厦、漳的秘密“视察”,将所掌握到的军情,共同分析后,电告黄琪翔“转告十九路军,可以安全人闽。”黄琪翔复电称“周、邓暂留漳、厦,等候十九路军入闽,然后再议工作。”19326月,十九路军全部安全入闽。1933年秋,周士第受蔡廷锴的派遣,协助张炎解决了亲蒋的国民党第四十九师张贞部,周士第与张炎等率领部队将张贞部全数缴械,并且对其进行改编,张炎为师长,周士第为师参谋处长。此后,周士第被张炎派往福州,向蔡廷锴建议,要他迅速派人与中国工农红军联络,并要求蔡迅速将福建地区亲蒋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和地方民团肃清,要蔡请陈铭枢到福建参加反蒋斗争。从而,大大推动了蔡廷锴的进步。

    促成与红军签署反日反蒋初步协定

    1933年第三党在福建的中央机关——福州黄巷32号旧址。

    19336月间,彭德怀的第三军团主力东进,十九路军区寿年师受到猛烈打击,损失过半。黄琪翔十分关注此事,他在上海寓所约集章伯钧、彭泽湘、麦朝枢等会面磋商,大家一致认为:“十九路军只有和中共取得联系,商谈合作,反蒋抗日,才有立足生存之可能。”农工党成员陈公培在上海设法转告江西中央苏区,并秘密通知在福建的蔡廷锴。蔡廷锴“感到积极反共固然失败,消极反共也难于立足”,遂派陈公培携带蒋光鼐的亲笔信到延平前线与红军联络。遵照周恩来的电示,彭德怀于王台与陈公培会谈,并给蒋光鼐、蔡廷锴写了回信,“告以反蒋抗日大计,请他们派代表到瑞金”进行谈判。10月下旬,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农工党人徐名鸿等抵达瑞金,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热情接待。通过双方努力,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1026日,福建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代表徐名鸿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潘健行[潘汉年]签署了外交文件(初步协定十一条)。以“挽救中华民族之垂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准备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这个协定的签订,使联共反蒋抗日的政策得到落实,解除了十九路军的后顾之忧,为发动事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积极推动蔡廷锴与红军合作的周士第,还受蔡廷锴之托,“把(红军代表)张云逸、潘汉年(健行)接到福州会谈”。1127日又签定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该条约生效后,对双方的安定,红军突破蒋介石的经济封锁起了较大作用。十九路军与红军取得合作,周士第做了大量的工作。

    《华北日报》南京1213日通讯《联共经过》,刊登了脱离十九路军某军官目睹的情形:“由第三党[农工党]黄琪翔介绍,得与共匪妥协,前月该军派总部秘书长徐名鸿赴瑞金,与共匪商定两个不侵犯条件,先由该军供给共匪大宗粮秣、食盐、弹药,而后一齐出兵攻击中央,共匪向南昌前进,该军向浙方进犯。”

    打击内奸,稳定形势

        《良友》照片:漳州陆安路,为漳州商业之中心区。

    为了控制十九路军,及时得到有关情报,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就从十九路军中抽调过一批军官受训,将其发展为特务组织蓝衣社的骨干。然后,又把他们派回十九路军担任更高级的军官,并指使他们暗地在十九路军中从事颠覆、破坏活动。为防止部队分化,根据蔡廷锴秘书长徐名鸿的意见,秘密成立改造社。蔡自兼总社长,徐名鸿任书记,在各师成立分社,由各师师长兼任分社社长,分社下设支部,以防范蓝衣社搞策反活动。

    1933年夏,改造社在厦门查获一笔从南京用化名寄来的汇款,并很快查明此款就是汇给潜伏在十九路军中的蓝衣社成员的。蔡廷锴根据这一线索,查明蓝衣社在十九路军中的组织情况,还意外获得了蓝衣社准备在军中策反和暗杀蔡廷锴、蒋光鼐等秘密计划。蔡廷锴下令逮捕了100余名蓝衣社成员,将其中情节较重的数十人加以秘密处决,以免后患。

    建立武装,调集兵力,为夺取政权作准备

    农工党利用有利条件,在福州、厦门、闽北、闽西等地把开展群众工作和发展组织相结合,积极扩充组织。尤其在闽西,建立了以马鸿兴为团长、邓次侯为指导员的一支武装部队,共2000余人。部队以连城为中心,控制了闽西各县,闽西各县的地方武装都由马鸿兴指挥。农工党部分人帮助十九路军培训干部,办军官训练班;还有些人继续在十九路军担任军职,包括旅长、团长、营长等职务,如丘学训化名丘适生在军部当秘书,周士第化名周力行任军部特务团团长。蔡廷锴知道丘学训的来历后更器重他,每月给他500元的活动经费。丘学训用这笔钱派陈雪华等两名农工党成员到闽南从事农民运动,着手建立农民武装。蔡廷锴曾答应丘学训,等参谋长黄强从法国购回军火后,给3000条新枪。但后来却变卦,只给了300条旧枪。但不管怎样,农工党在闽南的农民武装建立起来了。

    193311月,农工党中央干事江董琴再一次出现在上海,对其同姓同乡好友江文新说:“我想改组福建省政府,把政权弄到手,好继续革命,不过这样做没有实力是不行的。我想以张贞的代表的名义跟陈济棠商量。请他出兵入福建与张贞合作共同攻取福州,夺取福建省政权。”江文新是一个对政治不关心的人,无法明白江董琴“这些言语是双关的,我当时觉得惊奇,张贞怎么会去夺取福建省政权,我没有想到也根本不知道十九路军正在福州要搞起义了,我更没有想到原来董琴已经参与了十九路军将要建立的福建反蒋政府。”江董琴于11月中旬离开上海,抵广州后,还没有见到陈济棠,便被陈的宪兵司令缪培楠为了报私仇而秘密杀害。

    冬季,黄琪翔派吴建东、戴剑青秘密赴北平,任命不久前被吸收入党的原冯玉祥部军长苏体元为第四方面军总指挥。苏当时有旧部4000多人,黄琪翔令苏尽快渡过黄河到鄂皖边区待命。

    农工党主力云集,参与发动福建事变

    1933年,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参加福建事变。图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黄琪翔(右六),在1120日召开的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上担任主席团主席,与李济深(右四)、蒋光鼐(右五)、陈铭枢(右七)、蔡廷锴(右八)在大会主席台上。

    1932年冬到1933年春,60多位在上海无法立足的农工党成员陆续到达福建,与原本在福建工作的农工党党员会合。19339月底,农工党负责人在香港与李济琛、陈铭枢等,在李济琛家中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黄琪翔、章伯钧参加会议,讨论了即赴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人民革命政府事宜,以及军事、外交、政治、财政等有关问题。还就人民革命政府的政纲取得了初步一致的意见。决定在香港参加政府的人员,分批乘船至福州,进行筹建工作。据统计: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干事会25名干事,除已经牺牲的邓演达外,黄琪翔、彭泽民、章伯钧、季方、罗任一、朱蕴山、李世璋、丘哲、郭冠杰、谢树英、丘学训、江董琴、杨逸棠、万灿、詹显哲等15名干事先后参与其事。

        《良友》照片:闽变时期漳州的运货牛车。

    19331128日,《北平晨报》刊发新闻:“徐名鸿、张□□亦赴港,十九路军重要人物,乃在港举行重要会议,徐名鸿等极力怂恿陈铭枢发动。结果决定发动,陈铭枢蒋光鼐乃联袂归闽,前第四军长黄琪翔同来。蒋陈黄以十一月十日晨抵厦,蔡先一日□泉来,协同入漳,在蔡宅会商。是午,蒋陈黄同乘飞机晋省,蔡则以十三日与徐名鸿魏育怀同乘飞机晋省。”

    193311月上旬,黄琪翔偕同农工党成员章伯钧、郭冠杰、麦朝枢、彭泽民、丘哲等来到福州,积极联络在闽的农工党成员。章伯钧派骆众亲到龙山巷黄农住所找黄农,数小时后章伯钧又亲自到黄农寓所,表示事情极其重要。他对黄农说:“福建就要成立反蒋政权,我党亦参加;凡属本党党员,均须来福州集合。”于是,黄农通信到全省各地,召集闽籍同志来榕,李含阳、汪盈科等分散在各地的农工党成员100多人先后聚集到福州,准备举事。农工党中央恢复福建干事会,由丘锦章负责组织,余遇时负责宣传,黄农负责训练,郑少雄驻会。干事会会址设在中山社12号。

    11月中旬,农工党人彭泽湘、彭芳草、章伯钧、麦朝枢、郭冠杰、刘伯垂、王亚樵等陆续到达福州,19日,李济琛已到福州,方振武、陈友仁、徐谦(农工党)同行,黄琪翔由厦门赶到,南北代表均集于此。随即在鼓山召开了一次决定性秘密会议,会议讨论了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的时间和有关修正政纲政策问题以及军事、财政等问题。最后决定事不宜迟,应排除困难,不计成败,马上发动。陈铭枢覆电蒋介石,拒绝劝告。福州宣布戒严,临时行动委员会领导人黄琪翔、章伯钧等与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以及李济琛、冯玉祥的代表余心清(农工党所联系的人士)等领导发动的“福建事变”爆发。

    1120日上午,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召开,到会10万余人(据其他材料,也有说三万余人)。出席大会的有26个省、市和华侨代表。“陈铭枢并不曾到场,而大会上最有力的指挥者却是前第四军副军长黄琪翔。人民权利的宣言是黄琪翔宣读的。闽皖代表提出了‘建立人民革命政府’的提案,黄琪翔即宣称‘大会决定无条件的接受此项提案。’这提案当然无条件的一致通过了。”全体推举农工党党员黄琪翔、刘剑米[伯垂]、梅龚彬、徐名鸿、章伯钧、彭岳渔[泽湘]、李章达、余心清等十七人为主席团互推黄琪翔为总主席。黄琪翔报告开会宗旨,曾与宋庆龄、邓演达共同组建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陈友仁因语言关系授意黄琪翔代表演说,“余以最诚挚的热情,希望大家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努力于打倒南京政府,打倒蒋介石,解放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的成功。”大会通过了由彭泽湘(农工党)起草的《人民权利宣言》,提出谋求中国自由独立的13条基本主张,号召全国反帝、反南京政府的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制定新国旗案》,随即举行升旗礼。下午,云应霖(农工党)旅接收马尾海军要港司令部及所属长门砲台,海军学校等机关。

    当晚,黄琪翔主持召开主席团会议,决定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推定李济琛、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方振武、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何公敢(农工党)等11人为政府委员,李济琛为主席。政府名称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都设在福州。

    《大公报》、《益世报》发表社评:“观前日大会通过之政纲,显以第三党之主张,占十之八九,是目下闽局,实在第三党支配之下。”

    1934321日,临委会负责人在香港举行临时会议,决定按邓演达的主张继续战斗。图为与会者合影,前排右起:杨逸棠、郭冠杰、余心清、章伯钧、李健生(章伯钧夫人)、谭芝轩(彭泽湘夫人);后排右起:杜冰坡、张文、黄琪翔、彭泽民、丘学训、丘哲、彭泽湘(余心清、 张文是当时临委会所联系的人士)。

    (作者:《沈阳农工》特约作者,农工党连云港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东海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专职研究人员)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刘晓峰(左)与作者合影。


    发布时间:2012/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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